釜山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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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政治风波韩语:부산정치파동)又称釜山宪政危机,是指朝鲜战争期间的1952年夏季韩国总统李承晚及其自由党与在野的民主国民党(民国党)围绕修宪问题的对立而发生的政治事件。李承晚发觉自己难以通过国会选举来连任总统,但对直接选举有信心,因此要求将宪法规定的国会选举总统改为直选制;民国党为首的在野势力不仅反对李承晚修宪,还要求内阁责任制,限制总统权力。李承晚于1952年5月24日宣布陪都釜山戒严,逮捕国会议员,并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国会通过所谓的“拔萃改宪案”,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总统直选的目标。在这次风波中,美国采取旁观立场,亦是李承晚大获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文名
釜山政治风波
外文名
부산정치파동
别    名
釜山宪政危机
时    间
1952年5月24日

釜山政治风波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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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政治风波韩国党争

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时所颁之《大韩民国宪法》,规定了总统制的政体,并采取间接选举,由国会选出总统李承晚当选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但由于他实行独裁统治,引起了以民主国民党(简称民国党)为首的在野势力的不满。1950年5月30日第二届韩国国会议员选举时,众多反对李承晚的无党派人士当选议员,赵素昂、安在鸿、吕运弘、张建相等拥有很高名望的中间派人士也进入国会,李承晚的大韩国民党(简称国民党)在国会中只占不到三分之一的议席。由于总统是由国会选举产生,因而李承晚对充满敌意的国会感到严重不安。
不久之后,就爆发了朝鲜战争。虽然朝鲜人民军攻占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李承晚率政府南逃釜山,但这场战争对李承晚来说不啻因祸得福。他既借助战时状态巩固了自己作为领袖的地位,又实现了拖住美国的企图。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国各党派都表示拥护李承晚,李承晚也起用民国党人赵炳玉、申性模金度演等进入政府,组成超党派内阁,韩国内部上层的政治对立得到缓和。同时,在国会内亲李势力经过改组,也出现了占多数议席的执政联盟——新政同志会(不久更名为共和民政会)。

釜山政治风波改宪冲突

原本李承晚已通过朝鲜战争收回了部分人心,但由于战争中“居昌事件”和“国民防卫军事件”这两起李承晚政权引起的恶性事件的曝光,又使国会中的反李势力重新高涨。尽管民国党出身的国防长官申性模和内务长官赵炳玉对上述两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民国党把全部罪责推给总统李承晚,企图借当时舆论界对政府的不信任,造成打倒李承晚的气氛。李承晚虽以解除民国党的各部长官的职务和大批撤销民国党出身的警官与公务员来削弱在野党势力,但在1951年5月副总统李始荣引咎辞职后的补选中,民国党的金性洙依然成功当选副总统。接着,民国党乘势又酝酿修改宪法,通过实行内阁责任制问鼎国家政权。1951年末,韩国首届总统任期即将结束,而国会内执政势力的削弱,对李承晚谋求连任十分不利。如果按原有宪法的间接选举,国会中反李势力日益增长,李承晚以现有国会班底当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由于李承晚通过战争机制凝聚了人心,他坚信自己对地方政治力量和民众意志的调动能力,因此在1951年夏就决意通过修订宪法、改为直接选举来确保自己再次当选,并与美国顾问奥利华(Robert T. Oliver)“于1951年秋讨论过两三次”。[1] 
于是,李承晚指使追随者在1951年11月30日向国会提出了以总统直选两院制为内容的宪法修正案;同时,在同年12月23日创建了支持自己的自由党。然而,这并未改变李承晚势力在国会内的劣势,因为自由党分为院内和院外两派,院内自由党是反对李承晚的改宪案的。所以,在1952年1月18日的表决中,李承晚的改宪案以143票对19票(1票弃权)的结果被国会否决。李承晚对此结果非常不爽,指使支持他的院外自由党纠集右翼组织韩国青年团和国民会等,在各地召开所谓反对否决修宪案国民大会,发表声明,展开“官制民意”的“罢免国会议员运动”,并组织“白骨团”、“毒蜂队”的暴力集团,包围国会议事堂。1952年2月16日,李承晚发表谈话,指责国会违背“人民的意志”,号召选民罢免本选区反对修宪的国会议员。
但是,反李议员并不退缩,于1952年4月5日公开亮出内阁责任制改宪案,4月10日结成“内阁责任制改宪案推进委员会”。李承晚针锋相对,立即组织以院外自由党为首的18个团体的代表组成“反对内阁责任制修宪全国斗争委员会”,对国会施加压力;4月20日,李承晚撤销了张勉的国务总理职务,由亲李的新罗会长张泽相取而代之。随后,李承晚势力先下手为强,把前改宪案略加修改,于5月14日再次提交国会,但继续遭遇被否决的命运。李承晚意识到用武力胁迫国会在所难免,于是对国会磨刀霍霍,导致釜山政治风波的发生。[2] 

釜山政治风波美国态度

当时韩国实际上处于被美国监护的状态。美国扶植李承晚本出于勉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又讨论并确认了对李承晚的态度,如1950年9月29日,国务卿顾问杜勒斯给国务院远东助卿腊斯克的电话留言中提到:我希望不要给人以我们想要放弃李承晚的印象。他并不完美,但他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反共主义者,他有效地组织国家进行战斗而并非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如果我们像对待蒋介石那样对待李承晚,这会造成一种印象,使亚洲的领袖们失望而不愿随同我们战斗。[3]  但在联合国内部有许多反对李承晚独裁政权的宣传,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此表示:“因为联合国反对李承晚政府就同韩国翻脸将是我们在亚洲的灾难。”杜鲁门总统也表示:“我们必须坚决支持这个政府……让那些宣传见鬼去吧。”[4] 
李承晚与美国驻韩大使穆乔 李承晚与美国驻韩大使穆乔
美国既确定了支持李承晚的立场,就不得不反复开导劝告李承晚收敛其独裁行径。不仅美国驻韩大使穆乔(John J. Muccio)经常与李承晚谈话,美国国务院也在1951年2月26日警告说:“李承晚及其政府官员必须明白,他们破坏民主的做法和不光彩行为会损害美国继续争取联合国支持的努力,韩国政府必须对那些令自由国家反感的行为负责。”[5]  就在釜山政治风波爆发前一天的1952月5月23日,行将回国述职的穆乔拜访李承晚,婉转地提出了迩来困扰大使馆的“传言”,说总统会采取激烈措施对付国会中的反对派。李承晚采取回避的方式,大谈有一些野心家妄图篡夺权力,一旦他离职,韩国政坛就像光复前临时政府那样派阀林立,彼此争斗。李承晚急于给即将面见国务院官员的穆乔一个印象:没有他的韩国可能走向动荡不安。然而,穆乔此时关心的只是韩国内政局势,不希望看到李承晚破坏宪政秩序,临走前还叮嘱李承晚:“全世界的眼睛都盯在韩国身上”,不要做出“令韩国失信于民主国家的事情”。[6]  第二天,釜山政治风波就发生了。

釜山政治风波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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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5月24日,李承晚任命激进反共人士、极右性质的朝鲜民族青年团(族青团)创始人李范奭将军为内务部长官。当日深夜,李承晚突然以“扫荡残匪”为由宣布陪都釜山戒严,任命心腹元容德为戒严司令。自当天晚上起,国会议员们被从床上赶起来并逮捕。到戒严的第二天,183名议员中已有50名被捕,其中郑宪柱等12人以”通匪”嫌疑被拘禁。这一行动直接违背了1948年宪法第40条,即会议期间,未经国会批准禁止此类逮捕,除非议员有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副总统金性洙被迫宣布辞职,1952年5月28日,联合国韩国统一与重建委员会(UNCURK,简称重建委员会)向李承晚递交了一份正式的声明,暇示对韩国政治之发展、民主之保障以及宪政之维持甚为关注。委员会要求取消釜山地区的戒严令,释放在押的国会议员,使国会能够正常运转。[7]  次日晨,杜鲁门召见穆乔,对韩国发生的事件表示失望。第二天,美国驻韩代办莱特纳(Edwin A.Lightner)约见李承晚,递交了国务院关于解除釜山地区戒严令以及准备支持重建委员会29日声明的照会。李承晚对重建委员会公开声明十分恼火,抱怨美国和重建委员会正在干涉韩国的内政。莱特纳则针锋相对,表示“现在到了在不干涉政策和捍卫宪政与民权之间权衡的时候”。[7] 
当时,韩国陆军参谋长李钟瓒愤于李承晚藐视宪法的独裁行径,计划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的统治,后来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参加了这次密谋。5月底,李钟瓒向莱特纳表示如果美国支持,他将指挥所掌握的韩国军队推翻李承晚政府。这个后来被莱特纳称为“天赐良机”的消息被迅速报告国务院,正在母校布朗大学访问的穆乔也是此时急飞华盛顿,参加由艾奇逊和国务院远东事务官员主持的紧急会议。但在这次会议上,李钟瓒的建议还是被拒绝了。[8]  当时美国驻韩使馆和重建委员会倾向采取军事干预,推翻李承晚独裁政权;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国第八军司令范弗里特则主张政治说服,强调后方秩序的稳定更为重要。美国政府采纳后者的意见,判断此时韩国无人能代替李承晚的领导作用,因此美国不支持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只由杜鲁门总统发私人电文警告李承晚在穆乔大使回来前不要采取“不可挽回”的举措。[8]  1952年6月3日,莱特纳持总统信件紧急拜会李承晚,甚至打断了正在召开的内阁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李承晚要求阁员同意他解散国会,而杜鲁门的这封信迫使李承晚放弃了解散国会的计划,使事态有所缓和。[9] 
釜山政治风波并未就此结束,在野势力准备进行反击。1952年6月20日晚,以李始荣金性洙张勉、柳珍
李承晚签署“拔萃改宪案” 李承晚签署“拔萃改宪案”
山为首的60余名议员在釜山国际俱乐部集会,决定发起成立反独裁护宪救国斗委员会,发表“反独裁护宪救国宣言”。然而,会议刚一开始就遭到预先埋伏好的暴徒的袭击,许多与会议员受伤,其中李承晚曾经的合作者、现在的政敌赵炳玉伤势最重。不仅预期的会后示威游行成为泡影,而且主要反对派人士遭到逮捕或软禁。这就是“国际俱乐部事件”。在如此混乱的政治环境中,1952年6月20日,在国务总理张泽相的指挥下,以新罗会为主体的部分国会议员提出所谓“第三宪法修正案”,史称“拔萃改宪案”。该改宪案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 总统副总统由选民而不是国会直接选出。
  • 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上院分享现有国会的权力,形成两院制国会。
  • 国务总理提名内阁成员,由总统任命,国会批准。
  • 内阁主要向国会负责。国会若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不信任案,内阁须辞职。
“拔萃改宪案”虽被称为李承晚势力的总统制提案和在野势力的内阁责任制提案的折中,而其核心依然是李承晚的直选制。1952年6月25日,在纪念朝鲜战争爆发两周年大会上,釜山发生了刺杀李承晚未遂事件。随即政府公布
“拔萃改宪案”通过 “拔萃改宪案”通过
暗杀的幕后主使者是民国党人,这更使在野势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2] 
李承晚部署完毕后,决定对在野势力进行最后一击。1952年7月2日,韩国内务部长官李范奭宣布4日召开国会特别会议,任何缺席者将会被替察“引领和护送”到国会。许多议员被警察押到国会,在其看守下一直等到7月4日开会。李承晚以此保证他通过“拔萃改宪案”的法定人数。参加7月4日夜间会议的有166人,议员们在警察、宪兵的包围下,以163票、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拔萃改宪案”,7月15日正式生效。李承晚如愿以偿后,释放了还在关押中的“通匪”嫌疑的议员。为期40天的釜山政治风波至此结束,李承晚大获全胜。凭着霸王硬上弓而通过的“拔萃改宪案”及美国的不干涉政策,李承晚在1952年8月5日举行的总统直选中以5,238,769票、74.6%的比率战胜竞争对手曹奉岩和李始荣,成功连任大韩民国第二任总统。
事后李承晚将他在发动此次风波中的功臣李范奭张泽相都排斥出去,表现其卸磨杀驴的政客作风。

釜山政治风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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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政治风波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对韩国来说,李承晚的独裁统治因修宪得到巩固和加强。而作为李承晚制约力量的反对派,对美国在危机中所持态度颇为失望。这些韩国社会中民主因素的积极性遭受打击,宪政体制遭到破坏,韩国政府的稳定性被预支。李承晚开了为维护个人统治强制修宪的恶劣先河,不仅他本人在1954年故技重施,此后朴正熙全斗焕等独裁者亦争相效仿其修宪之举。这成为韩国政体不稳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李承晚,釜山政治风波使他认识到战争爆发前美国动辄以减少或取消援助相威胁的强硬态度一去不复返了,朝鲜战争改变了一切。李承晚清楚了美国对他的要求目的是限制他的独断专行,而不是将他从总统的位子上拉下来。所以他才有恃无恐,步步为营,最终达到修宪的目的。此后,李承晚对美国的决策困境洞察秋毫,利用起来游刃有余,为诈取美国更多的支持和强化独裁统治进行了一次演练。
美国而言,就在停战问题纠缠不清时,李承晚挑起的釜山政治风波无疑又给他们增加了难题。面对前有中朝军队的军事压力,后有李承晚制造的混乱,进退两难的美国官员们方寸大乱,各执己见,甚至不惜抛弃应对危机事件应有的协商和团结精神,结果造成国务院决策的迟缓、游移,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处处被动。取代穆乔的新任驻韩大使埃利斯.布里格斯(Ellis O.Briggs)在赴任前曾对各部官员进行政策咨询。亲历了美国处理釜山政治风波过程的国防部长洛维特说,他一直关注在那些既存在政治动荡又有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外交官员和军事官员应迅速地相互沟通。[10]  足见釜山政治风波给美国决策层带来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事件促使整个世界对李承晚形成一种成见:他是一个利己的、野心勃勃的暴君。该事件还强化了世界舆论,反对朝鲜战争的继续”。[11]  盟国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对李承晚的内部行为深为不满,多次向美国提出交涉,希望美国采取强硬措施纾解压力。毕竟,盟国都必须向各自的政府和舆论做出交代:为何要追随美国政策,挽救并扶植这样一个独裁政权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典范”?在1952年6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会晤中,英方就曾表示欲同荷兰一起向美国提出从联合国军撤出的问题。釜山政治风波和战俘谈判僵持不下一并构成盟国向华盛顿施压的理由,使得美国以联合国集体行动为基础的战争政策遭到质疑和削弱,朝鲜战争停战的脚步加快了。
参考资料
  • 1.    Robert T. Oliver.Syngman Rhee and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Korea, 1942-1960: A Personal Narrative:Panmun Book Co.,1978:p.388
  • 2.    曹中屏等.《当代韩国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8—121页
  • 3.    FRUS, 1950, Vol.Ⅶ, p.825.
  • 4.    FRUS, 1950, Vol.Ⅶ, pp.948-960.
  • 5.    FRUS, 1952-54, Vol. ⅩⅤ, part 1, pp.61-62.
  • 6.    FRUS, 1952-54, Vol. ⅩⅤ, part 1, pp.228-231.
  • 7.    FRUS, 1952-54, Vol. ⅩⅤ, part 1, pp.266-267.
  • 8.    Keefer Edward C.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outh Korean Political Crisis of 1952: Democracy's Failur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l, Vol.60, 1991.
  • 9.    FRUS, 1952-54, Vol. ⅩⅤ, part 1, pp.293-295.
  • 10.    FRUS, 1952-54, Vol. ⅩⅤ, part 1, pp.572-577.
  • 11.    Robert T. Oliver.Syngman Rhee and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Korea, 1942-1960: A Personal Narrative:Panmun Book Co.,1978:p.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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